正文

编者按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打拼故事，“房子”是故事里出现频率颇高的词。它是百味人生的配角，亦是普遍存在的执着。有人将其当成目标，作为价值感和归属感的证明。有人随心而定，只追求自己力所能及。

时代观念不同，对房子的定义也不尽相同。《我和我的房子》系列，将以真实故事展现时光变迁中人与房子间的生活缩影。

被访人 |生哥（70后，买房数年）

编辑 | Gragas

七八十年代的广州

1971年，我刚在广州出生，就被工作繁忙的父母送到北京，与我的爷爷奶奶一起生活。直至1977年，6岁适龄读书的我才被接回来广州上户口。

我父母分别是华工和中科院的职工，故而我先后入读了五山小学（此后的华工子弟小学）与犀牛路小学（此前的红英小学，此后的农林下路小学）。

1983年的时候尚未有电脑派位的概念，最新一代的电脑是苹果286、386，大众还未开始用互联网，电脑更多地被称为汇编语言。我考上的21中是一家校风不太好的学校，时常有大批学生被学校劝退。

而学生的风气，其实和1986年广州的社会环境有一定关系。

珠江电影制片厂有一部叫做《雅马哈鱼档》的电影，大致反映了那个时代的社会背景，说的是80年代初期很多广州人，不需要有文化也可以暴富。

政企改革让大量工人下岗失业的同时，也为他们创造了做个体生意的机遇。尤其广东的地理位置邻近香港，那些有亲戚在香港的广州市民，时常用红蓝编织袋走私一大批香港很普通的牛仔裤、时装等稀缺品回内陆销售，开了“南风窗”，造就了高第街，也有了“万元户”一词。

大家都说：“广州三件宝，卖猪、卖衫、的士佬。”

我的父母没有这些门路，就只能靠单位“分房”，正式的称谓是职工宿舍。房子的产权是单位的，科级员工以1元/㎡的价格租单位的房子。

我尚记得当时的体制分为17级，国家最高领导人是第17级，刚毕业出来的工人是第1级。

而物价方面，1984年的牛肉是2.8元/斤，所以房租并不算贵。更多时候，房租甚至是不用交的，每个月的工资都有财政补贴，租金在实收的工资单里并没有体现。

我们家所在的黄花岗81号大院，就在先烈路中科院广州分院的对面，整个大院都是中科院的职工。

1984年我读初中时，我父亲是科级职员，父母、我以及奶奶一共4个人，连同另外两家人一起挤一个两房一厅的房子。

我和奶奶住客厅，父母住一个房间，而另外两家人是两个男职工，他们住一个房间。每当男职工的爱人或亲朋过来看望，另一位就要回单位睡，一直这样交错着探亲。

直到1987年我读高中，我父亲已升任正科级干部，整个两房一厅的房子就归我家来使用，那两位男科员就分了楼梯对面的一套一房一厅的房子。

住在职工宿舍的童年

至今我仍然觉得当时的生活很幸福，不是说物资上有多富裕，而是居住环境上的舒适。

当时分的这套房子是三层楼的，一梯六户，我们住在一楼。大院里的小朋友都是父母同单位的孩子，两小无猜，男孩女孩都一起玩。

大楼背面有一个200㎡的大院子，像小农庄一样种满了剑兰、墨兰、昙花、葡萄、木瓜、粉蕉和大蕉......就是种不了香蕉，因为黄花岗的土地是红土，土质不允许。

那时广州的城市界面，并没有农村和城镇的界限。

我在五山读小学时，每周末要搭22路公交车回黄花岗，周一至周五就住我妈在华工的职工宿舍。

五山和黄花岗两地跑的时候，会经过苗圃站，也就是现在天河购书中心的对面，天河宾馆的位置。

现在很多人不知道什么是苗圃，苗圃就是农民种苗的一个区域。也就是说，当时根本没有什么CBD的概念，商业最发达的是北京路和上下九，经常人头涌涌。

到了90年代初期，职工宿舍把产权顺延给员工时，我还在读书，未成年。

原来的三层宿舍推倒后，在原地块重建了6层高一梯两户的住宅大楼，我家重新分的房子，房产证上的面积是96㎡。

而房款是按照职工的工龄来评估的，超出工龄区间的购房面积需要额外自己补一笔钱，但也是很便宜的。

被逼买下的骏景花园

对于后来兴起的商品房，我是十分缺乏投资意识的。

我买房都是按照自己的需求，甚至是被逼着买的。

由于我父母都是知识分子，加上我读书比较自觉，我中学就读的21中校风再不好，最终我还是顺利考上了大学。

大学一毕业就分配到了汽车厂，待了不久就又跑到了金融行业，收入一直都算不错，每月都有交家用给父亲。

90年代的某一天，我爸爸把一本骏景花园（一期）的房产证给我说，这是用我交的家用来帮我买的房子。

其实90年代中期就有住房贷款了，新房可贷25年（现在是30年），二手房则是25年的基础上减去二手房的房龄作为贷款期限。但我的房子是一次性付款的，别说首付多少钱了，连总价是多少我都不清楚，只是后来才得知当时那里的房价是3600元/㎡。

买的房子也没有搬过去住，直接租给了我的大学同学。他在东莞开办了一家锁厂，用我的房子做锁厂的广州办事处。我每月收他1500元做房租，租了10年都没加租金。

父亲生了我和家姐两个孩子，一直希望我可以早些成家立室，他也可以早点抱孙，但那时候的我对此并不重视。

对于辜负父亲的期望，我现在回想起来也会觉得有点内疚，在当年那个阶段确实没有顾及他老人家的感受。

金融危机中失去房子

年轻的时候，我不缺响当当的广州户籍，不缺生活必需的房子，不缺工作也不缺钱......所以认真想下来确实没有什么追求，非要说追求什么的话，就是要有面子。

尤其是男性，在那个物欲横流的社会，就是要有面子。开的车，不要说劳斯莱斯那么高级，至少就是比别人好一点点，别人开捷达的，我就要开雅阁。

1998年到2008年，十年间我都在做汽配生意，正逢社会经济蓬勃发展，讲句不好听，你只要不太蠢，做生意是一定能赚到钱的。所以别说存钱不存钱了，就算你再怎么大手大脚地去乱花钱，都是花不完的。

我自己都十分承认，当时不是我有多聪明、多有能力，甚至我回顾起2008年为什么我结束汽配生意，就是因为我蠢，我没有做生意的头脑，我过于将赚到的钱用来做生活享受，而不是沉下心来为这个企业去构建未来。

2008年爆发全球性金融危机，我远在美国的供应商纷纷破产，我与几家国企签订的定向购销合同全部被动违约。

那时候，不仅我垫付的保证金被罚没，还要赔给客户一大笔违约金。林林种种的债务瞬间切断了我公司的资金链，迫不得已，我卖掉了骏景花园的房子以清偿债务，从一个有房的人变成了一个没房的人。

在此过程中，我没有向父亲求助，包括他问我要不要回家住，我都坚决回绝了。

原因是我父亲是一个做事很有原则和底线的人。曾经的一次因缘际会，有朋友向我提出说，希望能在我父亲擅长的领域中得到帮助，而我父亲坚决反对了，从此以后我再也没有向他提出过任何要求和帮助。

可能也是我自己的性格问题......

婚后的安乐小家

再次买房，已经是我婚后的事情了，同样得益于社会和市场给我的馈赠。

2009年金融危机后，我国股市态势非常好，通过股市中的融资融券，我重新获得了很舒适的生活。

尤其是2010年的时候，融资融券刚刚兴起，红利可以说是大得离谱，直到2015年国家才对这种东西作出了一定管控。

于是，我和太太便利用这笔钱买了水荫路的一套二手楼，房产证上写是1992年拿证的。

这套房子是我岳父单位的房改房，我岳父住三楼，我们住二楼，面积都是82㎡。为了等我岳父的同事搬离二楼，我们足足等了半年时间，从楼价的12000元/㎡等到了19000元/㎡，足足等高了7000元/㎡。

和我岳父一家住在同一栋楼，与其说是我太太的意愿，不如说是我的意愿。

太太与我相识于2000年，经8年“长征”在2009年登记结婚。在我生意失败的时候，太太主动说愿意嫁给我。并且，我在后来了解到，她当时也有征求过我岳父的建议。

我岳父表示相信我的为人，不会从此一蹶不振。这给了我很大的信心，至今我仍然很感恩我的岳父和我的太太。

入住后，我越发庆幸当时买了这套房子，因为我岳父一家在生活细节上真的给了我们太多的帮助，如日常买菜、煮饭和搞卫生等等。

如今，我岳父已离世，我和太太就搬到了三楼和我岳母一起住，楼下的二楼就租出去给别人。

对于是否还会再次买房？我不是全然没有想法，早在2017年就想投资增城的一个项目，当时房价是16000元/㎡，现在已经升到了26000元/㎡。只是可惜，当时我手头上的钱不够，距离首付还差一点点。

无论是投资还是买房，我都秉承一个原则：“有多大的头，就戴多大的帽。”

不会问家里人拿钱，投资而已，有钱就投，没钱就算了。

包括现在的楼市，看不清市场形势我就不玩，不会硬做自己认知范围以外的事情。我无法评估现时的楼市环境，也没有足够的财力去搏一个迷茫的市场。

当然利益和风险是呈正比的，我也会提前积极地去做准备，但都是在不影响目前生活质量的前提下。

因为一切的努力，不都是为了当下的生活变得更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