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个月,深圳小区买房业主与公租房住客的小区共享争议掀起了商品房小区配建保障房的一系列讨论。当商品房配建保障房成为大势所趋,预备在这样的地块上投 资置业的购房者,与真正意义上的“穷人”为邻的概率其实并不高,在广州,这一概率不到10%,未来或许更低。因为,保利投顾研究院的数据显示,回迁房、政府性房源与人才公寓、人才住宅等房源占比超过了全部配建保障房的四分之三,而他们,显然都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穷人”。

  在公认的概念里,保障房的意义在于保证最低居住需求,是一种保公平的福利政策,默认里面的住户应该是五保户,即传统意义上的“穷人”。所以,当四分之三的保障房都不是“穷人”,甚至是财富和社会地位都处于中上的“人才”时,就会让公众产生疑问。

  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广州对低收入人群的保障没有做好,相反,数据显示,广州在居住需求的保公平方面做得不错。这些年来,广州对于低收入人群的保障范围在扩大,也实现了“应保尽保”,可为什么大部分的保障房却并不是用于“穷人”呢?因为2008年金融危机后,中国提出了保障房建设目标,这个目标被层层分解下来,经济实力较好的地区被分配到的任务会更重,但这些地区的“穷人”却相对更少,广州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将回迁房、一些企事业单位的员工宿舍等纳入了保障房以完成任务。

  在这样的背景之下,衍生出了人才公寓,它们并不是面对“穷人”,而是在房价高企的背景下用来吸引和留住年轻优秀人才的。保公平是保障房的初衷和本意,也是政府的本职与责任,在这个基础上开发促发展的人才公寓,吸引优秀人才、提升城市竞争力,亦是好事一桩。

  需要注意的是,保障房任务与真实需求不符亟待调整,而人才公寓即使是保障房政策的衍生品,本身也对城市发展有所裨益,亦应与保障房区隔开来。一来,保公平的保障房与促发展的人才公寓诉求与针对人群不同,建造的目标自然有所不同,如果混同配建,不利于规划与往后的服务管理;二来,目前对于保公平的保障房并无硬性比例规定,而人才公寓可以给单位指标集资建房,亦有利于提升城市竞争力。相较之下,会对地方政府更具吸引力,如果长期混同,可能无形中会压缩保公平的保障房的绝对数量。以房留人,在房价高企、年青一代难以“上车”的当下,是极具吸引力的,但如广州市城市规划委员会委员、华南理工大学教授袁奇峰所言,这类“促发展”的“政策性住房”不应该挤占“保公平”的“保障性住房”指标。在深圳的“十三五”规划中,人才安居政策已经从住房保障政策中相对分离,对此,深圳市住房研究会会长陈蔼贫在2017年初接受财新记者采访时表示,人才住房政策不应被视为人才的基本权利,而是深圳市对人才的奖励,因此,人才安居住房和对低收入者的保障性住房要划清界限。广州亦同理。

  实际上,人才公寓的规划与发展还处于初步阶段,如何提升效率、增进公平还有很大的空间。目前的人才公寓更多是面向单位的,譬如,深圳的申请条件是必须在市级人才安居重点企事业单位工作的全日制本科以上学历人才,而广州除了个人承租外,更多的是以单位承租再分租给18-35周岁在本市无房的青年职工,对象是广州市高新技术企业、创新标杆企业、高等院校、科研机构等的青年专业技术人员。这样政府对建造、管理和分配的成本和压力都更小,也更有利于吸引高端人才,但容易造成大集团、大企业集中效应,可能会异化为大企业新的类分房福利,同时也可能对小企业员工造成不公。对此,可以增大个人承租的比例,保持分配过程的透明公开和增加有效的公众监督。

  保公平和促发展,都是一个城市前进的目标,它们可以并行不悖,但应该区隔开来,分别向着更有效率也更公平的方向推进。